回顧相關法院判決，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16號 、105年度金訴字第29號、105年度金訴字第34號、107年度金重訴字 第2號刑事判決等，未正視TDR此類衍生性新型金融證券商品在發展時 ，證交法等相關法制並隨之跟上時代，亦即在101年1月4日證交法增 訂第165條之2後，才有正式法律可資依循，反而認定在此之前的行為 ，仍有證交法之適用而處以刑事責任，此不但與罪刑法定主義相違背 ，更是變相將刑事處罰溯及既往。　　此外，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86號刑事裁定，認為既然TDR 經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同意在台上市或上櫃買賣，即認定TDR當然 屬於證交法第6條第1項主管機關經核定之有價證券，如此一來，立法 院煞費苦心查缺補漏就證交法165條之2為增訂的意義何在？二來，是 否即等於法院認定身為金融監理之專業主管機關即金管會，可經由證 交所或櫃買中心等財團法人或上市公司取代補充，此時主管機關存在 之意義是否即如同台灣省政府一般無足輕重？若循此例，則憲法上正 當法律程序的意義又將何在？第三，修法之後始準用證交法第155條 （操縱市場）、第157條之一（內線交易），立法理由尚揭示為符「 罪刑法定」之要求，則在修法之前，當然無刑事責任甚明。　　法界認為，現代法治國對於政府各組織機關之定位及權力行使之的 界線，皆有明確規範劃分，除釐清各自權責外，更是出於人權保障不 受不法與不當限制。然主管機關置證交法規定所建構之正當法律程序 如無物外，法院判決為配合主管機關，更忽視法制上之修正沿革與諸 多疑義，實質上更是越俎代庖逾越憲法權利分立下監督行政之機制與 分際，背棄其自詡為人權守護者之身份，協同主管機關入人於罪，此 在現代法治國家實是殊難想像。綜上可知，臺灣存託憑證（TDR）是 否為證券交易法規範之有價證券，涉及刑事責任處罰而攸關刑法乃至 憲法上重大爭議，然在爭議未明之情形下對行為人論處重刑，人權已 經遭受嚴重侵害。